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，父系和母系。

我的母系存有一本十六代的家谱，让薛氏家族来路清晰，家谱上，最初的落户地是苏州阊门。元朝末年，中原大乱，群雄并起，角逐天下，江南的氏族多支持本地兴兵的吴王张士诚，襄助他固守苏州12年，最终不敌朱元璋，苏州城破，明朝建立，朱元璋怨恨江南氏族对他的拒止，掌权后，把苏杭氏族几十万人一并迁往贫瘠的苏北，史称“洪武赶散”。

薛氏一族被强制迁去贫瘠的苏北涟水。那里一个薛庄，庄前有旗杆，有下马石，还有一个从花团锦簇的苏州迁移到苏北白花花的盐碱地后，东山再起的励志故事：

族中有一个武艺高强的先人，在北京的皇帝身边担任带刀侍卫，朝夕相处的皇帝问起他的儿子多大了，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，每次回答都是“小呢”。终于有一天皇帝忍不住了说，你带来看看吧。一看之下，皇帝脱口说：是个大人了嘛。带刀父子双双跪下：君无戏言谢主隆恩。既被封了“大人”，薛庄也兴旺了起来。

小时听外婆不无得意地说起母系先人这段骗官往事，总觉得这算不上光彩和荣耀，及长，更觉得这故事也不像是真的，落难的家族需要一个故事，支撑他们在苦难的异乡生存下去——即便如此，母系来源脉络清晰，一目了然。

父系就不同了。

虽然，直到18岁，在父亲的眼里，他的家族来历也是清清楚楚的：

爷爷是广东增城人。清朝末年，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，漂洋过海，到马来亚霹雳州怡保落脚，在制革业当学徒，三年后学满自立，外出单干，30岁时娶了何清为妻，当地人称爷爷“阿葵”，奶奶何清就被称为“葵婶”。1920年，他们生了我父亲。

父亲3岁那年，爷爷去世，奶奶靠着艰辛世道里积攒的生存能力，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夹缝中找寻活路：她替人洗衣缝衣，包伙做饭，帮佣带孩子，做各种杂活，挣钱活下去，真个是孤儿寡母，艰辛备尝。

虽然是苦难卑贱到泥土里的人生，但来历还是清楚的。

没曾想，这个清晰家世维持了18年，突然之间，全盘崩塌，化为废墟，升腾起的烟尘，化为一个巨大的谜团，在人生来路上缥缥缈缈，再无厘清之日。

父亲7岁，奶奶送他进专为华人子弟开办的“怡保公立义学”，后去槟城“时中小学”完成学业，在孙中山创办的《光华日报》当排字工。

1937年元旦那天，刚满16岁的他被马来亚共产党发展为秘密工作者，为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而奋斗。马共指派父亲组建起“槟城印刷工会”，作为公开活动的组织，之后，又分配父亲任怡保市“工余剧团”常委，领导抵制日货的斗争。

一个怡保商人进口中国东北的大米，到本地销售，在对日货的认定上，抵制日货的怡保小组和商人发生了歧义，怡保小组认定东北已被日寇占领，东北大米就是日本货，不得销售。老板不从，于是，小组成员一拥而上，冲进店里，直接把这一批东北大米拉出来，当街烧掉。到了这一步，小组行动涉嫌暴力，变得非法了。怡保警察局的密探盯着小组已经多时，这时也一拥而上，把现场的小组成员悉数逮捕，关进怡保警察局。赢咖3

父亲是这个小组的幕后领导，小组成员被捕，上级命令他营救，他自然是义不容辞，急切前往。营救的方式是发动大批群众，包围警察局，集会示威，要求警察局释放被捕的小组成员。

一时间，怡保警察局门口人潮汹涌，呼声震天。在人潮和声浪中，父亲挺身而出，发表演说，慷慨激昂地鼓动示威者，营救同胞，抗争到底。

毕竟是个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，毕竟是没有受过任何“飞行集会”训练的业余革命者，他不知道，他发表演说时，就已经被密探盯上。他刚刚走出人群，就被几个密探抓获，迅速铐上手铐，熟练地带离现场，扔进了怡保警察局的看守所，几天后转送太平监狱。

关押了5个月，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要开庭受审了。他们有5个月的充裕时间，进行了周密的布置，决定不请律师，自行辩护。

开庭时，父亲镇定自如，对答如流。他告诉法官，被捕那天，他在警察局近旁的一个电影院看电影《夜半歌声》，电影散场后，他回家路过警察局，见警察局门外人山人海，他凑过去看热闹，正好站在演讲人身边，结果，他被错当演讲人抓了进来，他实在是太冤枉了。

精明的法官还真核查了那天的电影，果然是《夜半歌声》。当然是《夜半歌声》，父亲他们有5个月的时间，与狱外的党组织配合，精心编织好了严丝合缝的“证据链”。

法官认定警局密探逮捕证据不足，判决“当庭释放”。

父亲满以为这次牢狱之灾就此结束，他心满意得地起身，走出法庭，走到自由的大街上，抬头看着炙热的天空，尽情享受着静谧的阳光和拂面的清风。

他的自由，不过5分钟，等候在大街上因为败诉而羞恼不已的警局密探，迎面拦住他，不容分说，给他戴上手铐，又一次把他送进了太平监狱。

这一次，警局启动了另一条司法途径：二王法令，根据这个法令，司法部门有权将评估后认定的有害于当局统治的人驱逐出境，根据对象的国籍，递解回母国。由于父亲是中国人，当局决定将他递解回中国。

这是相当于死刑的判决。

2017年2月21日，吉隆坡，华裔作家戴小华女士为配合我的采访，特意介绍了几位马共的老游击队员与我见面。这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曾坚持丛林游击战达二十多年之久，风餐露宿，倍集艰辛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“和解”，才自行销毁武器下山，回归日常生活。赢咖3

老游击队员们告诉我，英国殖民时代，殖民当局虽说对政治犯不判死刑，但是，他们还是有办法杀掉共产党的。据他们介绍，马共最早的六位总书记都是以“驱逐出境”的方式递解回中国，交付给当时执政的国民党，这六位总书记驱逐到中国后，全部被国民党杀害，无一幸免。所以，驱逐出境回中国，对马来亚共产党员而言，就相当于死刑判决。

父亲面临驱逐出境，人生骤然面对死亡，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。

他急忙向法庭提出申诉，称自己出生在马来亚，是英国国籍，不应该被递解去中国。法庭向他索要出生证，作为申诉的证物。他连夜给奶奶何清写信。奶奶接到信，拿着出生证，匆匆赶到太平监狱。

再次开庭的时候，奶奶依照法官的要求，递交了父亲的出生证。法官看过之后，脸上露出怪异神情，法官叫过法警，把出生证传递给被告看。

从法警手里接过出生证，看了一眼，他愣住了。

出生证上，除了出生年月日1920年12月24日外，其余都不对。

新生儿的姓名是吴清云，新生儿的父亲叫吴保，广东人，母亲叫郑柳，福建人。

法官有些恼火，说：你想用这张出生证证明什么？

父亲一头雾水，茫然地看着奶奶。

接着，就发生了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：

“直到现在，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场景，法庭上，我跟我妈面对面，我妈看了我一眼，才迟迟疑疑地说，他不是我生的，是我买来的。”半个世纪后，父亲这么跟我说。

奶奶说的是广东话，法官是英国人，说英语，他们之间有个翻译。

翻译是华人，急忙用广东话提醒她，说，买卖儿童是犯法的，你不能说买，你就说是这孩子是你领养的。

奶奶对着法官说，这孩子是别人送给我的，不是我生的。

法官确认了这张出生证是有效证物，足以证明被告出生在马来亚，不在驱逐出境的“二王法令”的范围。法官把出生证还给了奶奶，说，你去给你儿子找一个保人，法庭就可以交保释放，只要他不再有违法行为，就可以不实行驱逐出境。

狱外的党组织当即为父亲寻找了一位保人，将父亲保释出狱，恢复了有限制的自由。

在法庭上听候事关生死的宣判之时，忽然得知从小到大一起生活的母亲，竟然不是亲生，知道了自己从小叫大的郭永绵之外，还有一个陌生名字“吴清云”。这种也只有当代的电视剧里才有的惊诧桥段，居然是真的，当事人该有怎么样的震惊。

“你震惊吗？”1995年，我在哈尔滨问他。

“倒是没有震惊的感觉。”他回答，其实，很小的时候，他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传说，听过母亲对人说这孩子是“荷包生的”，那时太小，根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。从小到大，母亲对自己非常好，感情非常深，如今得知真相，也只是感到突然和意外，对母子感情没有一点点影响。“亲生不亲生的，其实无所谓。”赢咖3

出狱后，父亲才得知了身世的全部真相：

他的亲生父母都是橡胶园的割胶工人，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收入，生了他之后，家里根本无力养活，把他卖了，大家都能活。

“卖了多少钱？”我很想知道。

父亲摇头：“不知道，我也没问过。”

父系来源，因为这么一个变故，生命的脉络顿时迷茫不清，从哪里来的终极追问，忽然成了一个无解的谜团，怎么说也是一种动摇人生根基的震撼。

但是，父亲对这桩变故非常淡然，他对养母没有一丝芥蒂，对亲生父母也没有一丝埋怨。一切顺理成章，天经地义，日子也一如从前，并无不同。甚至，他也没有追究过，亲生父母到底是谁，终老在什么地方，还有没有兄弟姐妹。

作为一个以虚构文学作品写作为生的作家，我忽然感到，我们写作时按照人物逻辑推理出来的那些个震惊啊，呼天抢地啊，大多是想当然的表层推理。在真实世界里，这样的变故，其实也就是生活中的一点涟漪。因为，生活本身，深沉如海，除了生死，翻不起大浪。

父亲最终没有逃过“驱逐出境”的命运。出狱后，他到槟城，为了改善工人的艰难生活，参与发起和领导了槟城印刷行业三千工人总罢工，轰动全国。罢工失败，第二次被英国警察逮捕，这次不由分说，判决“驱逐出境”，戴上手铐脚镣，1940年5月从新加坡押上去中国的轮船，驰向死亡。汽笛长鸣，囚船离岸，父亲与养母分离，一别即成永诀，此生再未相见。

囚船航行七天七夜，在香港上岸，阴错阳差，奇迹般地死里逃生。在与廖承志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头后，父亲被派往新四军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，那年他20岁，此后南征北战，跨进新中国。直至87岁辞世，终其一生，父亲再未回过马来亚。

“你要问起爷爷那一辈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我就看过一张出生证，那还是1939年1月我被关押在马来亚的太平监狱，法庭过堂时法官给我看的，如果找到这张出生证，也许能找到他们的线索。”1995年那个清凉的夏天，在哈尔滨，父亲不无歉意地说着。

“说不定，太平监狱和怡保警察局有这些资料，英国人档案保存做得很认真，”父亲没有把握地补充着，“你可以去那里，找找看。”

2017年2月25日，那次谈话22年之后，我站在马来西亚怡保警察局外，这是一座白色的大型建筑，立方体的楼面，雕饰得如同泰姬陵般华丽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赢咖3

这里纬度很低，北纬3度，几近赤道，西边是印度洋马六甲海峡，波涛湛蓝，东边是金马伦高原，绵延不绝；我从上海飞来，对异国的陌生满是好奇和疑虑，阳光耀眼，迷雾重重。

我走到警察局大门口，向门卫室里的警察提出要求：我想查阅1938年我父亲被抓进这里来时的档案记录。

门卫室里的年轻警察，一脸诧异，重复着：“1938年？”

“对，79年前。”

他想了想，还是拿起来电话，拨通了他的上级。少顷，他转过头来，和颜悦色地对我说：“你进去吧，一直往里走，最里面的一个小楼，上到三楼，有人接待你。”

怡保警察局的院落巨大，从大门口到小楼，足足几百米。小楼水泥构建，水泥原色，灰中泛白，透着堡垒的坚固和森严，是唯一的彼时建筑。79年前，那个17岁的少年，羸弱，纤瘦，脊柱微微侧弯，肩膀一高一低，戴着手铐，被英国警局密探押解着，走向一个任人宰割的世界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感到一种异样：父亲离我很近，与我身影重叠；我脚下的路面，父亲也曾踏踩而过，我头上的门楼，父亲也曾仰头看过，父与子，隔着79年时间，踏足同一空间。

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女警，穿着黑色警服，坐在办公桌后面，俯视着整个办公区域。她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最高长官。

女长官显然已经接到门卫的报告，她看着我，等着我发问。

我又重复了一遍：1938年，我父亲在怡保警察局门外被捕，被抓进来，作为政治犯，关在此地，我想查阅父亲拘捕在这里时的档案资料。我提供了父亲的姓名和年龄。

女长官想了想，用带口音的英语说：我们这里肯定没有那时的资料了，因为几年后，这里就被日军占领，占领期间，日军销毁了所有资料。

我说：整个马来西亚都没有那时的资料可查了吗？

女长官说：你父亲当时的身份证号码你知道吗？如果有身份证号码，也许，可以到吉隆坡警察总局试试看。

我摇摇头。

女长官设身处地说：你父亲后来去了哪里？

我说，从这里押去了太平监狱。

女长官点点头，似乎了解这个流程，说，你不妨去那里找找。

我说，我已经去过，那里的回答跟你们一样，监狱里所有的资料都被日军销毁了。

女长官往后放松了身体，说：这样的话，我们无法帮到你了。

父亲提供的最后线索，至此完全消失。

我的父系来路，我的一半血脉渊源，泯灭在消逝的时光之中，了无踪影。

吴保爷爷，郑柳奶奶，你们祖上从哪里来？你们后来去了何方？我还有叔叔姑姑吗？他们还有与我平辈的后代吗？这一家族支脉还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延续吗？

再也无处寻觅，再也无法知晓了。